一、 传说
姥姥曾跟我讲过一个姥爷老家的传说。
在陕西长武的黄土塬底下，活着一种神物，叫“地牛”。 姥姥说：“那东西，你能听见它的声音，哞哞地叫，但你永远看不到它的影子。它就在土里走，在土里活。”
那时我不懂，直到二十多年后，拼凑出姥爷的一生，我才明白： 我的姥爷谢自熬，正如那头地牛，深埋在黄土中，默默无闻，却用自己的方式在大地上行走、活着。
二、 入伍
姥爷属狗，1922年生。
在《长武县志》的第743页，我找到了他人生的起点。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11月，响应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，长武县征集了 92名 知识青年。姥爷读过两年私塾，他是这92个名字中的一个。
那一年他22岁，从黄土高坡出发，一路向南。
我在美军官方战史《二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队》（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）第七卷里，查到了这段历史的记录：“Reverse Hump Tonnage”——运输机把汽油等物资运进昆明后，回程本该空舱。史迪威认为，空舱返航意味着浪费，于是把这些回程飞机变成运兵的通道：一批批中国的年轻士兵，被像“货物”一样装上舱门，飞向印度，去接受训练与命运的重写。(ibiblio.org)
战史也提到当时常用的 C-46 运输机：载重很大，但事故率高。飞机需要爬升到 15,000 英尺（约4500米）甚至更高才能翻越山脉；机舱里缺氧、严寒，而且没有加压舱。
姥爷当年的飞机，很可能就降落在那个叫“苏克雷廷”（Sookerating）的陌生机场。 在那份宏大的历史数据流里，姥爷谢自熬，就是那个具体的、鲜活的“1”。
三、 兄弟
最荒诞也最真实的剧本：哥哥（姥爷）进了国军，弟弟成了八路军。
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兄弟，一个向南飞，一个向北走。 后来的几十年里，特别是文革那段特殊时期，兄弟俩几乎断了联系。姥爷从不提他有个八路军弟弟，弟弟也从不提有个当过“国军”的哥哥。 小时候我不懂，以为是感情淡了。现在才懂，那是无声的默契—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互不打扰，就是对彼此最大的保护。
直到晚年，弟弟的两个孙子来看姥爷，还带了家乡的枣。只是他们说，河道变了，好多枣树都没了。 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姥爷，那些天却格外高兴，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热情款待。 我想，看着那两个年轻人的脸，他看到的应该是几十年前，还在长武老家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俩吧。
姥姥说过，姥爷是老七，他还有个二哥当年也死在战场上。那个年月，对他们来说，参军也许就是最现实的一条活路。
四、 丢失的纸
抗战胜利后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
他随部队回国，驻守张家口，归傅作义指挥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，他成了“起义人员”，拿到了一张足以改变命运的纸——《解放军复员证明书》（解放证）。
但在回陕西老家的路上，遭遇国民党残部，这张保命的证件被抢走了。 那一刻，他的人生被硬生生折断了。 没有了证明，他回不去部队，也回不去荣耀。为了活着，他只能折返，回到了张家口桥西的**“瓦盆窑”**。
从远征军的精锐到窑厂的苦力，曾经握枪的手拿起了铲子。他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，把他所有的经历，都一起扔进了窑炉，烧成了那个年代最廉价的煤灰。
五、 缘分
姥姥脾气暴躁，我从小在骂声里长大。她骂得最多的就是我姥爷，“老兔子”这三个字，我听了许多年。于是后来我开会，听见甲方领导拍桌子呵斥，反倒不太怕了。可姥爷总替她解释：她只是嘴硬，心不坏。
姥爷不太会做家务。他洗碗的“收尾”方式很特别：碗里剩一点水，就随手倒在床上——那时候床上铺着厚塑料布，摆着小方桌，我们就在那儿吃饭。
姥姥的身世也苦。她说父亲吸大烟，小时候把她挂着牌子放到街上“卖”，却没人要。她靠捡煤渣、靠施粥活下来。后来日本人来了，她去给日本人当保姆，做饭，看孩子。
也许正是那个动荡年代里，这两个人带着各自的伤痕走到了一起，这就叫缘分。
六、 十年
回到张家口，他和姥姥有了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女孩就是我的母亲，男孩下乡后留在当地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说，那个年代学生上街游行，需要每个人扛一个红缨枪。别人家都拿着木头杆子的，姥爷不会弄，直接给她拿了根铁杆子的。一圈游行下来，可把她累得够呛，她说起来又气又好笑。 抗美援朝时，当时还征兵，但是姥姥这次说什么也没让姥爷去。
七、 回忆
记忆中，总有一个胖墩墩的老头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包，缓慢地走到我们街道尽头，向左一拐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
前两天我到附近的小店买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了小时候经常吃的“栗子羹”，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姥爷。 **2000年姥爷去世。**他是个沉默的人，但是对人总是笑嘻嘻的，包括被姥姥骂，也是笑一笑就走开了。小时候有要家长默写汉字的作业，我就喜欢找他。因为他上私塾学的是繁体字，有时候看简体字会念错，我就能借机会看一下我不会写的字，哈哈。默写完还得让他帮我签一个字。
姥爷原来在窑厂上班，退休后在街道办事处门房看大门。周末他上白班的时候我就去找他。那时候办事处还有一个大院子，姥爷浇花的时候还捉住过一只小黄鸟，不过后来我打开笼子想看它时，它一下就飞走了。
还有一年，我们那边来了一个南疆过来的征兵干部，说是姥爷的老乡。姥爷听说后，二话没说，把家里的一床被子打包好送了过去。他说老乡被子薄，怕娃娃冻着。 那时家里并不富裕，但他就是这样，对自己抠搜，但见不得当兵的老乡受苦。或许在他心里，那个年轻的后生，就是当年那个只穿着单衣、在寒风中飞越驼峰的自己。
他睡觉打呼噜特别大声。夏天姥爷会一个人到南房睡觉，那边凉快。冬天的时候我在姥姥姥爷中间睡觉，他打呼噜震天响，我半夜醒来睡不着，经常把他推醒，然后自己赶紧睡觉。 还有一次我悄悄进屋大声一喊，把姥姥姥爷吓了一大跳，现在还能模糊记得那个场景，后来被我妈说了一顿。
这是我的姥爷
这是我的姥爷
这是我和我的姥姥
这是我和我的姥爷
八、 挣扎
有一年冬天，办事处新来的刘主任半夜喝完酒回来敲门。姥爷年纪大，腿脚慢，开门晚了一点。那人满身酒气，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
后来我妈冲到了办事处。那个平日里温和的女人，为了父亲发了疯一样讨说法。办事处的段主任也出了面，替姥爷撑了一次腰，揍了那小子。最后，这两位主任都被调走了。
姥爷的前半生，是飞在天上的。 1944年，22岁的他作为长武县92名知识青年之一，坐着没有座位的飞机，飞越喜马拉雅山——那是“驼峰航线”。 1949年，他在北平起义，拿到了一张“解放证”。
但命运让他做回了“地牛”。 回乡路上，那张证明身份的“解放证”被抢走了。瞬间，他从天上跌回泥里。 为了活着，他去了张家口窑厂烧砖；为了养家，他在办事处看大门。 哪怕被醉酒的主任扇了一耳光，他也一声不吭地受着。 就像那头地牛，把头埋进黑暗的土里，只留给世人一个沉默的脊背。
九、 最后的悲鸣
地牛平时不叫，只有在大地要裂开的时候，才会发出声音。 2000年，姥爷这头“地牛”，发出了最后一声悲鸣。
悲剧的开始是在1999年，那一年我18岁。 我妈——他最疼爱的女儿，也是唯一敢为了他的尊严去办事处讨说法的女儿，在附近的山上出事了。 她选择去我们旁边山上，在一棵松树下结束了自己。 我至今仍会在心里反复责怪自己：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没能把她留住。可我也明白，那些年她背着的东西，远不止我一个人能承得起。
那一晚，76岁的姥爷，一步一步爬上了那座漆黑的山去寻她。
母亲走后没多久，姥爷就查出了肝癌。 本来大姑已经帮忙联系好了医院，但姥姥他们做主，还是决定把他接到大舅那边。
走之前，我把姥爷拉到我家，想给他录段音留个念想。大舅就在门口坐着，死死守着，生怕我对老人说了什么。 分别时，我给姥爷塞了一本我刚买的书，让他闲了读读。 后来舅妈告诉我，姥爷走的时候，把那本书也带去了那边。
尾声
现在，我常常想起那个关于“地牛”的传说。 “听得见声音，却看不到影子。”
姥爷谢自熬，他的名字没有刻在纪念碑上，也没能回到长武的老家——他最终留在了张家口沽源的寒风里。
但是，当我闭上眼睛，我仿佛还能听到他在1944年的飞机引擎声，听到他在窑厂里烧砖的铲子声，听到他在那一晚深夜爬山的喘息声。
他没有消失。 也许对于地牛来说，脚下的土地都是相通的。 他已经融进了这片深沉的大地，变成了那头守护着我们的地牛。
在这片大地上，只要我还能写下这些文字，他的回响，就永远都在。
作者后记
- 人物： 谢自熬 (1922-2000)
- 经历： 1944年参加印缅远征军，1949年北平起义。
- 致敬： 献给那个年代所有沉默的、名字被遗忘的“地牛”。
- 写于： 2026年，当我45岁时。最近老婆带孩子回娘家，我独自一人，想起母亲刚好也是在这个年纪走的。每次想起他们就无法控制泪水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留下这些文字纪念他们。
参考文献：